推动中医文化自信走向世界

中医药的存在和不断发展正是东方文化至今不断裂的奇迹结出的果实，因此，中医药的发展始终应以中医文化的传承和弘扬作为生命力。在中华民族甚至世界人类发展史上，中医文化的智慧不断闪耀熠熠光辉。

2020年除夕，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仝小林以新冠肺炎国家中医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身份，带队前往武汉展开中医救治工作。他与专家组成员坚守一线，到定点医院给病人看诊、开方；他提出将防线向社区前移的思路，拟方给社区内的发热、疑似、轻症、普通型患者大范围使用，在改善轻症症状、减少轻症转重症方面发挥了作用；他将抗疫中医临床实践与科学研究密切结合，推动中医疗效的科学性和中医文化话语权的提升。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一线的白衣战士中，有着来自全国各地各级医院的中医医生。中医不仅在疫病救治某些方面发挥了西医难以达到的功效，而且在对援助武汉医生团队和社会公众的疫病预防中显示出良好效果。

在扰动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中，中医药的预防和治疗效果令人瞩目。中医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成果，再一次受到高度关注。同时，如何使中医药事业和中医药文化走向世界也成为热点话题。

疫线神效——中医药

据统计，我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中，7万余人使用了中医药，占91.5%。临床疗效观察显示，中医药总有效率达90%以上。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黄璐琦率领的第一支国家中医医疗队在武汉金银潭医院接管病区的治疗数据显示：截止3月30日共收治重症和危重症患者158人，140人治愈出院。

3月11日，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在接受经济参考报采访时，介绍了这样一组数据：江夏方舱医院（武汉唯一由中医接管的方舱医院）收治567例新冠肺炎患者，以宣肺败毒汤和清肺排毒汤为主，配合颗粒剂随症加减，部分辅以太极、八段锦和穴位贴敷等，无一例患者转为重症，无一例患者出院复阳。

除了在治疗新冠肺炎方面效果卓著，在遏制源头、预防疫情大面积传播方面，中医药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到达武汉后不久，仝小林院士与湖北省专家充分讨论拟定了社区抗疫方，并于2月3日起在武昌全区大范围免费发放，每人份14天用量。该方在主方的基础之上，分别针对发热、咳喘、纳差、气短乏力等症状，拟定了4个加减方。社区医生经过简单的培训就可熟练应用。

仝小林院士的团队与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刘保延教授团队合作紧急开发出一款手机APP，主要用以指导病人服药，并收集用药反馈。万余份反馈显示，绝大多数患者的症状都在短时间内得到改善。以下一组数字就来自这些大数据：3698位发热、疑似和确诊病人服用寒湿疫方后，90%以上第三天发热、咳嗽、咳痰、乏力、气短、情绪紧张、纳差、腹泻等八大症状就已经消失。单纯服用一号方的977人中发烧患者共有318人，服药后发烧消退平均天数是1.74天。应该说，这些数字非常惊人。

中医非常强调治未病，治未病就包括了未病先防，已病防变，瘥后防复。一些新冠肺炎病人出院以后还会有不同程度的相应症状，如乏力，肌肉酸痛、食欲不好、心慌、气短、胸闷、盗汗等，所以需要进一步康复调理。出院的重症、危重症病人，肺损伤是比较重的，部分患者后期肺功能的恢复和解决肺纤维化的问题，需要相当一段时间。中医在康复方面具有优势。仝小林院士说，中医在康复方面，除了汤药，还有各种非药物疗法，像针、灸、火罐、刮痧、药浴、食疗、五禽戏、八段锦等体育疗法以及心理疗法。综合治疗，是病人恢复的有效手段。

从预防到治疗再到康复，从重症转轻到轻症转愈，中医在新冠肺炎防控中获得的成效并不是偶然。根据《中国疫病史鉴》记载，西汉以来的两千多年里，中国先后发生过321次疫病流行，由于中医的有效预防和治疗，在有限的地域和时间内控制住了疫情的蔓延。中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西班牙大流感、欧洲黑死病、全球鼠疫那样，一次瘟疫就造成数千万人死亡的悲剧。

仝小林院士在面对媒体采访中，回顾了他所亲历的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三次瘟疫。

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中国发生流行性出血热，当时仝小林正在读首批国医大师周仲瑛的博士。“这个疫情持续了十多年，我参与了3年。”仝小林院士介绍，当时患病人数多，死亡率也比较高。最开始死亡率超过10%，后来在周仲瑛教授团队的努力下，死亡率降到了百分之1点几，中医效果非常明显。

SARS暴发时，仝小林院士在中日友好医院，是中医、中西医结合医疗组组长，除了中西医结合治疗200多例外，用纯中医治疗了11例，效果都很好，发热、咳喘等症状明显得到了改善，病人的病程也缩短了不少。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仝小林以院士身份出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他率领团队摸索出“通治方+政府搭台+互联网”模式，在西医没有找到特效药及研发出疫苗之前，在社区的早期介入、全程参与，对疫情控制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一实践，对未来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的医疗模式也是一次全新探索，为中医药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挥重大作用积累了宝贵经验、开辟了实现路径。

中医文化是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内核支撑

一段时期以来，中医疗效受到世界医学界的质疑，甚至被认为只是安慰剂。那么，这种质疑产生的基础是什么？面对这样的质疑，中医药的传承和发展何以作答呢？

首先，这种质疑是在相对于西医疗效的语境下发出的。众所周知，中西医具有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思维方式、理论和实践。作为在中华大地上土生土长的知识体系，中医学绵延发展已逾两千多年。《黄帝内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中医学典籍，奠定了中医诊病治病养生的理论基础。其天人合一天人感应、阴阳五行相生相克的思想，浓缩了中国古代哲学对世界的认知。中医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吸取儒家、道家思想精华，成为中华传统文化最具代表性的精粹之一。可见，中医既具有鲜明的文化属性，也具有治病救人的重要功能，这并无任何争议。只是到了近代，西方科学传入中国，西方医学开始为人所知并广为流传，而中医的治病救人的理论基础与西医存在重大不同，由此引发了中医是不是科学的争论。

根据《不列颠百科全书》的“科学”条目的解释，“科学涉及一种对知识的追求，包括追求各种普遍真理或各种基本规律的应用”。千百年来中医治病救人、战胜瘟疫、保障种族延续的有效性，正是其理论能够反映客观规律，具有科学性的证明。

正如现代西方国家的医学是以解剖生理学、组织胚胎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作为基础学科的自然科学一样，中医学则是以藏象生理学、经络腧穴学等作为基础学科的自然科学。从发展脉络看，现代西方国家的医学体系是近代时期的西方国家的学者在否定并且摒弃了古希腊医学之后，以还原论观点来研究人体的生理现象与病理现象的过程中所发展出来的一门医学体系；中医学则是古代和现代的中国学者以整体观思想来研究人体的生理现象与病理现象的过程中所发展出来的一门医学体系。从医学理论和临床实践来看，西医更倾向于实验医学，聚焦靶点研究致病原因和治病药物，通过严谨的循证证实疗效；中医则倾向于经验医学，通过调整人体的整体环境，达致祛病救愈的疗效。

20世纪中叶以来，自然科学的发展越来越多转向以复杂性为主要对象，复杂性科学应运而生。复杂性科学的核心工具是系统论，强调相互联系、平衡协调，“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中医的整体论思维与系统思想完全吻合，高度一致。我国系统科学领军人、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就曾经指出，“中医理论包含了许多系统论的思想，而这是西医的严重缺点。所以中医现代化是医学发展的正道，而且最终会引起科学技术体系的改造——科学革命”。

不难看出，要以发展的眼光看待中医科学，传承与发挥中医文化的支持作用才是核心。广义的文化，泛指一切人类创造物——无论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在此意义上，科学也属于文化范畴。科学产生于文化，尔后又逐步从文化中独立出来。中医药的存在和不断发展正是东方文化至今不断裂的奇迹结出的果实，因此，中医药的发展始终应以中医文化的传承和弘扬作为生命力。

在中华民族甚至世界人类发展史上，中医文化的智慧不断闪耀熠熠光辉。

比如在与传染病的角力中，中医所做的贡献造福全人类，其中尤以天花防治最为突出。

天花于公元１世纪传入中国，由于中医很早就有“以毒攻毒”的免疫学思想，到宋代中医研究采用人痘接种法预防天花，将患过天花病人的疱浆挑取出来，阴干后吹到健康人鼻孔中，接种上天花后就不再感染。到明清，已有以种痘为业的专职痘医和几十种痘科专著。清代政府还设立“种痘局”，专门给百姓普及种痘，可称是全球最早的官方免疫机构。

中医人痘术后来流传到俄罗斯、朝鲜、日本等国，又经俄罗斯传到土耳其及欧洲、非洲国家。人痘之法从俄国传到奥斯曼帝国后经过了改良。中医人痘的做法是塞鼻，奥斯曼人则是用一根长针把上臂的皮肤划破，接种一个针尖那么多的天花种子，然后把伤口封好。

人痘术传入英国之后，启发了西医的医学家琴纳于1796年发明牛痘接种术，后又传回中国和世界各地。人类免疫史上的这一成功，包含了中医所贡献的智慧。

天花曾经是人类历史上最厉害的烈性传染病之一，全球有20亿人死于天花。在没有疫苗的年代，儿童死于天花的可能性为三分之一。不死于天花者也因为天花病毒的感染而留下后遗症，最明显的是一脸的麻子，变得很丑陋。

欧洲人向清朝重金买下中医防治天花的人痘，如获至宝，传入欧洲100年后，欧洲逐渐摆脱瘟疫的黑暗时代，从此走向繁荣富强。

再比如，在人类对抗寄生虫疾病的过程中，中医药文化也发挥了主导作用。

2015年10月5日，瑞典卡罗琳医学院宣布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屠呦呦以及另外两名科学家,以表彰他们在寄生虫疾病治疗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这是中国医学界迄今为止获得的最高奖项，也是中医药成果获得的最高奖项。屠呦呦说：“青蒿素是人类征服疟疾进程中的一小步，是中国传统医药献给世界的一份礼物。”通过整理中医药典籍、走访名老中医，她汇集了640余种治疗疟疾的中药单秘验方。在青蒿提取物实验药效不稳定的情况下，出自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中对青蒿截疟的记载——“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给了屠呦呦新的灵感。

通过改用低沸点溶剂的提取方法，富集了青蒿的抗疟组分，屠呦呦团队最终于1972年发现了青蒿素。据世卫组织不完全统计，在过去的20年里，青蒿素作为一线抗疟药物，在全世界已挽救数百万人生命，每年治疗患者数亿人。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中医的天人合一、辨证施治等思想指导临床实践发挥了强大功能。

仝小林院士一到武汉，第一感觉是又潮湿又阴冷。他看到的初发病人，舌质淡，舌苔白厚腐腻，困乏无力，发热但热度不高或不发热，咳嗽胸紧，没有食欲，恶心甚或呕吐，腹泻，这是典型的寒湿郁肺和寒湿困脾的表现。通过对病人的观察，结合环境因素，他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属于寒湿疫，并迅速定下中医治疗新冠肺炎的原则：宣肺化湿。即针对寒湿郁肺、阻肺，要宣肺解表，散寒透邪;针对寒湿困脾，要避秽化湿，健脾化痰;同时，针对疫毒损伤肺络，痰瘀阻络，要解毒通络。尽管由于地域、体质、基础病、药物干扰(西药、中药)等，在疾病发展过程中会出现很多变证、坏证，可以化燥、化热、伤阴等等，但这个病是个阴病，以伤阳为主线。正如后来的诊疗效果所证，这一治疗方案将大部分症状“扼杀于初期”。

在博大精深的中医文化指导下，中医思想、理论和临床实践不断推陈出新，创造出一次又一次奇迹。在中医文化作为内核支撑的推动下，现代中医药事业必将行稳致远，不断迈向新的高度。

中医文化走向世界正逢时

早在“非典”时期，中医治疗实现零死亡、零转院、零感染、零后遗症，没有一个患者股骨头坏死，但是少有宣传。3月3日，张伯礼院士在接受人民日报专访时，意味深长的说道：“我想提醒的是，疫情过后也别忘了中医药。在今日，中国-世卫组织的疫情考察专家组中没有中医药专家，疫情报告中中医药几乎没有涉及，这令人十分遗憾。”

张伯礼院士的担忧反映出中医文化走向世界仍然需要做出很多努力，但这并不能阻挡中医文化自信在全球确立的必然性。事实上，中医文化早已走出国门，影响世界。早在1596年出版的《本草纲目》1606年传到了日本，之后被翻译成英文、法文、德文，在全世界发行。目前，超过130个国家建立了中医药相应的机构，在美国的一些州里面也已把针灸纳入了医疗体系。数据显示,2016年,全球共有51个国家的91所孔子学院开设了中医药课程,并举办中医药文化讲座、研讨、体验等活动。孔子学院成为了世界认识中医药文化的重要平台,中医药文化通过多种形式传递给世界各地的人们,包括与国外院校合作开设中医专业和中医类汉语学分课程、组织同仁堂专家团队远赴各国孔子学院巡讲和编写中医药教材。

现代生活方式对自然环境以及人类自身的改变，对现代医学提出了新的挑战，而中医文化及中医药事业发展恰恰对此做出了有力回应，尤其是在慢性疾病、代谢性疾病、肿瘤、瘟疫等的诊疗中，中医体现出强大的优势。比如对于糖尿病的诊治，中医通过体察不同致病原因，加以调理身体内部环境，达到代谢平衡的治疗目标，从而降低血糖，而西医则以强调降低血液检查中的血糖指标为宗旨，往往因无法顾及其他，造成整体代谢紊乱的不可逆。又如对待肿瘤病患，西医的化疗思路造成“伤敌一千，自损八百”，而其转向免疫疗法则汲取了中医文化中“调动人体自身免疫力”的精髓。

植根于五千年中国传统文化，中医药应用平和模式对抗疾病，走的是“坚盾”的路子，提升人体免疫力，正气尽存，邪不可干。在治未病中的关键作用，在重大疾病治疗中的协调作用，在疾病康复中的引导作用，正是凭借这些独特优势，中医药赢得越来越多的认可。另外，中医药与西医药确实基于两种不同的哲学体系，但并非相互隔绝、互相排斥的，而是能够相互借鉴、携手为人类健康做出贡献的。中西医的融合发展，也需要中医更进一步走向世界。

习近平总书记曾对中医药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中医药学包含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是中华文明的一个瑰宝，凝聚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博大智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传承精华，守正创新，加快推进中医药现代化、产业化，坚持中西医并重，推动中医药和西医药相互补充、协调发展，推动中医药事业和产业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充分发挥中医药防病治病的独特优势和作用，为建设健康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真正的创新是制定标准，而不是跟着别人的标准跑。中医药事业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必须建立自己的体系和标准，而这些都必将以“中医文化自信走向世界”作为基础。同时，源远流长和不断守正创新的中医文化也将为中医药事业走向世界提供最强大的能量。

责任编辑：史偌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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