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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突破文化展馆常设展传统设计的局限性，展示创新意识和拓展性，更进一步地满足参观者的文化需求，是当前博物馆常设展的重要课题。宁波博物馆的常设展“东方神舟——宁波历史陈列”，以历史为经、以文化解读为纬，再配合原境重构的展陈手段，辅之以宏观加微观的双重叙事，对宁波历史文化艺术进行了较好的诠释，是浙江省文艺展览发展史上的重要代表之一。
远古四明的历史溯源
宁波，这座古称“四明”的浙东名城，于1973年在姚江河畔的河姆渡发掘出了一处在中国考古史上极为重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因其独特的文化内涵，被学术界命名为“河姆渡文化”。从该遗址中挖掘出的稻谷遗存，在证明长江中下游是世界稻作农业的起源中心地之一的同时，也让宁波历史向前推进了七千多年。河姆渡文化是目前宁波历史上能追溯到的最远的历史文化，可谓宁波地区“历史的起源”，因此在叙事内容的顺序设计上，宁波博物馆（以下简称宁博）常设展“东方神舟——宁波历史陈列”的第一展厅“远古四明”，即以河姆渡文化为起点展开对宁波历史和文化艺术的展陈叙事。
初入展馆，呈现在眼前的首先是一幅宁波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分布图，随之配套展示的文物则是牙雕鹰首等鸟型装饰物。与其他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不同的是，昔日的河姆渡人对鸟类有着明显的崇拜，在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各类文物中，以鸟图腾作为崇拜对象的文化特色十分明显。这样的展陈与大多数博物馆在第一展厅陈列各种打制石器的常规做法有着明显的区别。在展示生产工具的同时，更突出的是将图腾文化作为该阶段历史叙事的立足点，故可有效避免与其他同类型博物馆在进行新石器时代展陈时的雷同倾向。
该展厅除了鸟型装饰品之外，还有大量的实用陶器，如敞口陶釜、直口陶釜、稻穗纹陶钵、双耳陶罐等。从一定程度上显示了河姆渡先民对制陶工艺的熟练掌握。通过展品不难发现，该时期的制陶技术已经从原始的夹碳陶进化到以夹砂红陶、泥质灰陶、泥质黑皮陶为主。在叙事方式的设计上，该展厅在展陈中做出了一定程度的原境重构，如地层历史墙和当时河姆渡人的生活作息场景。首先是展厅内的地层历史墙。地层历史墙的设计，在展示文物的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文物的真实出土情况与深埋地层时的状态。其次是河姆渡人的生活作息场景。这一制作的实景生动展示了当时河姆渡人的居住情况、工作状态、穿衣样貌、生活环境，等等。如此种种，无论是地层墙还是河姆渡人生活场景的还原，都让参观者有了更直观深刻的认识和体验。
“远古四明”的另一部分则是对古越的追溯。宁波是越国时期的经济后方，当时受浙江经济发展变化影响，越王勾践为成就霸业，于甬江流域开辟了宁波地区最早的港口，同时也是中国最古老的港口之一——句章港，而句章港也是宁波贸易的雏形。该时期的青铜器“羽人竞渡铜钺”最为精彩，该器呈金黄色，高9.8厘米，刃宽12.1厘米，锋利如新。器身四周铸刻了一个“风”字形边框，上方刻了两条竖立的龙，双龙昂首相对，前肢弯曲，尾向内卷；下方以弧形边框线为舟，舟上坐四人成一排，四人都戴羽毛头冠，双手持桨划船，头冠上的羽毛迎风飘扬。生动地展示了古代越国先民渡海的情形，是宁波地区春秋战国时期的重要代表性文物。展馆为了让游客更好地观赏铜钺，在文物展示上做出了创新，除了文物铜钺本身的展示，还在一个高4米，宽2米的墙上刻出了整个铜钺的模样以及图案纹路细节，其中的龙纹、轻舟、越人持桨等元素清晰可见。再加上墙体粗糙且呈深米驼色，更具历史厚重感。
展厅在设计叙事内容的先后顺序上，是按照博物馆的陈列惯例，即以展品的出土时间顺序陈列加以展品与文本历史对照陈列的方式来完成的。从宁波“历史的起源”河姆渡文化开始，到先秦时期百越民族的葬俗及其相关墓室信息，再到春秋时期越国的相关介绍，最后到公元前473年越王勾践灭吴在宁波建句章城堡结束。
拓地三江和州城确立的宏微观叙事
“东方神舟——宁波历史陈列”的第二展厅与第三展厅“拓地三江与州城确立”，历史时段分别为公元前221年—821年和821年—959年。两展厅在叙事顺序上，与第一展厅“远古四明”大致相同，皆是以时间顺序为主导，在叙述先民对三江流域的探索历程的同时，呈现了一部宁波三江区域的发展史，并追溯了明州城从城市的确立到巩固的历史过程。
将二、三两展厅合为一节，意在探讨展馆在“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的内容上是如何进行叙事和展陈设计的。故本节不对其余内容作过多讲述，而是主要以两展厅在“三江口的早期海外贸易”和“唐代明州海舶贸易的兴起”两部分内容上作出的叙事与展陈设计展开讨论。
“甬史三分，两分海上事，一分文人乡。”前文提到的句章港是宁波海上贸易的雏形，但到了三江口，宁波的海上贸易才算真正繁荣起来。自秦汉时期，秦始皇实行“郡县制”，在当时的“海涯娜地”甬句地区（也称浙东三江流域）设置了鄞、师、句章、余姚四县起，到隋朝为加强对土地资源的管理将四县合一，最后到明州建城三江口。三江区域的经济经秦晋六个多世纪的开发建设，愈加繁荣。此后三江区域贸易开始逐渐繁荣，文化交流向海内外拓展，从成熟青瓷的创烧与制品的外输成为区域经济的一大产业，到吴地铸镜工匠东渡日本，铸造具有吴地特色的日本神兽镜，再到海外舶来品的携入，海外三江口也成为早期海外商品贸易聚集地和文化交流传播中心。
展厅在设计“三江口的早期海外贸易”内容上，叙事与展陈上的设计与之前有了区别。在文物的展示上，仍然是展品与文本历史对照陈列的方式。首先展示了当时早期的越窑青瓷，例如青瓷莲瓣纹盘、青瓷褐彩鸡头壶等。其次陈列了诸多形态各样的神兽镜，如半圆方枚神兽镜、重列式神兽镜等。最后展示了东汉墓葬出土的一些玻璃、玛瑙质地的随葬品，如玻璃珠、玻璃瑱等。显然，这些文物展示的顺序没有采取先前的线性叙事方式，而是以“重要性”为主导去叙事和陈列文物，即越窑青瓷的输出对宁波海上贸易的开始至关重要，其次则是铜镜和外来物品展示，体现出宁波贸易“输出为主，输入为辅”的特点。
进入第三展厅的“海舶贸易的兴起”部分，时间已到了唐代“安史之乱”后。安史之乱导致全国的经济重心南移，致日本遣唐使开拓南航路线，“海上丝绸之路”兴起。又得益于悠久深厚的水上交通传统、河（中国大运河）海（“海上丝绸之路”）交汇节点的特殊地理位置，以及句章、鄮县等早期港口的持续开发，种种有利于航海贸易的条件，此时宁波的贸易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展厅在展陈方面，为呈现当时明州港对外贸易的繁荣程度，该展厅除了介绍当时的明州商团，还陈列了展馆的第一幅画作《唐商舶岸图》，画中描绘的明州港口，能明显看到阿拉伯人、朝鲜人、日本人、波斯人在商谈贸易，其中留学生、僧侣、船员、手艺人也不少。除此之外，宁博在此展现了其丰厚的文物储备，展厅展示了七十余件陶瓷和青瓷，特别展示了在各个遗址（宁波当地的遗址以及亚、非各国地方遗址）出土的各类越窑青瓷文物（这些青瓷文物都出自慈溪、鄞州等宁波地区，例如在和义路码头遗址出土的越窑执壶和长沙窑褐彩鱼藻纹执壶），以此充分叙说和证明当时明州的“海上陶瓷之路”和兴起的海舶贸易。在展陈创新上，展厅在该内容结束处附上了一张明州“海上陶瓷之路”示意图，该图以动态灯的形式来呈现海上丝绸之路的航线。
总体来说，二号展厅和三号展厅在“宁波海上贸易”内容上的叙事和展陈设计是有其独特见解的，除了上述所说，展厅在叙述“海上陶瓷之路”内容时，陈列文物中还摆放了茶碾。刘小玲在《瓷器里的中国》一书中认为，到了中唐，社会上饮茶之风十分盛行，上至达官显贵，下到文人百姓，纷纷以饮茶为乐，而青瓷无疑是当时热捧的饮茶工具。从文献中能推出展厅展示它是为了表明青瓷在唐朝分布之广，受欢迎程度之深。
于此，对“三江口的早期海外贸易”和“唐代明州海舶贸易的兴起”两部分内容的讨论已经结束，但对两展厅在入口处的展陈还需要进行简略阐述。二号展厅开始处，呈现给观者的是一幅三江流域早期政治图，此图通过地域图加文字说明的形式呈现了三江流域在秦汉、隋和四个时间段的唐朝（分别为621—624年，625—737年，738—771年，771—821年）中历经的变化，记载了早期的三江流域在历代政治变动下经历的种种变化，如在唐开元二十六年（738），图中记载：唐在鄮县建立州级机制，因鄮县有四明山，遂命州名为“明州”。宁波当时便称明州。三号展厅开始处，展示了唐明州城和它山堰模型。模型清晰地呈现了月湖、永秦王苗、镇明岭、望京门等景观以及它山堰的三七分流，并配上了视频播放和语音讲解，让参观者对唐明州城与水利工程它山堰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和了解。
之所以强调各个展厅入口处的展陈，是因为宁博在各展厅入口所做出的展陈设计在一定程度上是相同的。从最先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分布图，到现在的早期三江流域政治图和唐明州城与它山堰的实物模型，哪怕到接下去的四号展厅的南宋明州（庆元）城的地方模型，我们都能看出宁博在设计各展厅入口处的展陈时，一个明显的目的便是先在参观者脑海中建立起“宏观”内容，随之加以后续的“微观”内容，便形成了以宏观叙事为辅，微观叙事为主的叙事方式。如此便可让观者对展厅所叙述的内容形成更清晰的认知。
国际港城与海定波宁的原境重现
“东方神舟——宁波历史陈列”的第四展厅和第五展厅“国际港城与海定波宁”，历史时段分别为960—1367年和1368—1644年。两展厅也以时间顺序为主导，以宁波海上贸易为主体，主要叙述了明州（明洪武十四年（1381）更名为宁波）由宋到明历经的各种变故与发展。
宋代，明州港海外贸易发展很快，与广州、泉州、杭州并列为全国四大贸易港口之一。其快速发展的原因：一是有赖于区域经济的进一步开发；二是依靠朝廷对海外贸易的重视。宋朝而建炎南渡、南宋定都临安之后，朝廷下令：“凡中国之贾、高丽与日本诸藩之至中国者，唯有明州港进出。”加之明州以其位于杭州湾外缘，岛屿、港口众多，便于驻扎水军、停泊海船，成为沿海制置同的治所、拱卫临安的肱股之郡。
明州在两宋时期作为国际港城，也一度成为面向高丽往来的唯一合法口岸，得到了中央王朝更多的垂青，但明州能成为国际港城同样是因为其造船技术的进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其海上交通地位的奠定，是以其造修船技术的不断进步为基础的。对此，展馆叙述到明州除了是两宋时期全国11处官营造船场之一外，还是打造专供遣使出国大船的定点造船地。北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明州制作万斛船“凌虚致远安济”和“灵飞顺济”两只，当时被神宗亲自命名为“神舟”，常设展“东方神舟”的名字也由此而来。展厅对此则呈现了当时“万斛”神舟打造地（招宝山下）和启航地（镇海利涉道头）的照片，以及在东门口码头遗址出土的宋船的模型。讲完造船业后，展厅紧接着讲述了明州与日本、高丽、东南、西亚的贸易，且附上了其中的航线图与往来记录。在叙事节奏上相当紧凑。
展陈方面，展厅做出了一部分创新，其展示的“南宋明州庆元港”的场景对港口贸易的原境进行了极大还原。通过场景复原，我们可以看到，宋代明州海运码头设在三江口。市舶务设在城内东渡门之南，市舶务东侧有城门“来安门”，门外有办理外国舶商签证的“来远亭”。除此之外，我们可以感受到宋代明州连通内陆运河和陆路交通，连接长江黄金水道的区位优势。视觉以外，展厅还为此配上了视频播放和语音讲解，为观者展现了更为生动真实的港头场景。
进入第五展厅，展厅首先介绍了宁波历年称谓的变化：宁波的称谓从唐代开元二十六年（738）的“明州”，到公元1195年的“庆元”，最后再到明洪武十四年（1381），为避国号“明”之讳，明太祖朱元璋采纳鄞县人单仲友之建议，以境内有定海（今镇海）县，取“海定则波宁”之意，改明州府为宁波府。展厅取名“海定波宁”即是源于此。
在明代，为防御倭寇，政府实行海禁，私人不得出海贸易，外商更不得来华经商，更有“寸板不许下海”之说，这也导致以双屿港为中心的远东海上走私贸易的形成，其是16世纪上半叶在中国、东南亚国家、葡萄牙、日本等多国海商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国际私人海上贸易据点。展陈方面，展厅铭牌对此内容呈现了明卫所分布示意图以及相关涉及地图片。在之后的内容中，展厅说到了当时宁波与倭寇的抗争，与日本的文化交流，还在最后叙述了宁波的文化史等，因其在叙事与展陈方面的设计与前脉络大致相同，本文不再讨论。
综上所述，“东方神舟——宁波历史陈列”常设展以线性叙事为主导，结合宏观与微观的叙事方式，让观者对展馆所叙述的内容有了更直观、深刻的认识。在部分展陈设计中，该馆结合了文物的历史语境，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文物应有的历史语境，在配合各类影音资料的同时，观众不仅可以欣赏到文物的艺术美，还更能立体地了解到文物本身超越艺术美的更多文化意涵，从而进入对宁波历史文化的深度体验。这些举措都让宁波这方土地长达7000余年的历史，从枯燥的历史叙事变成了多维的文化视觉盛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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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史偌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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