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档案编研成果传播的新路径

重点讨论档案编研成果的传播问题，从形式、范围与主体三个角度阐述融媒体环境下档案编研成果的传播特点，并结合传统传播模式，总结出其在传播力度与渠道、反馈机制等方面的不足，进一步提出有针对性的优化档案编研成果传播效果的创新路径。

 档案编研工作是将馆藏档案资料作为主要素材，将满足社会使用需求视为根本目标，基于对现有档案信息的深度研究，进一步整理、筛选与加工，编制相应主题的出版物。在融媒体背景下，大众获取信息的习惯有所改变，这使档案编研成果的传播也有了新特点。

融媒体背景下档案编研成果传播的新特点

传播形式日益多样化

过去的档案编研成果基本上是通过有形载体传播的，不论是古代社会流通的甲骨、竹简，还是纸张、光盘，均属于实体形式。依托这些载体的信息传播方式具有单向性特点，在内容复制与二次推广、应用等方面均存在明显的局限性。互联网的出现带来了许多信息传播媒介，使信息载体和传播渠道由实体变为虚拟数字化的形式。融媒体背景下，传播形式日益多样化，档案编研成果能利用电缆光纤、无线信号进行传输。面对这样的大环境，出版发行已经不是档案编研成果“唯一”的传播渠道。相关档案机构可以利用电子档案资料安排组织档案编研工作，尝试让编研工作与出版环节同步推进。编研人员应清楚地认识到社会的发展趋势，主动利用融媒体技术完成档案编研成果的撰写，并在原有文字叙述的基础上增加图像与音频等元素，使用户从不同感官的角度体会编研成果。另外，编研人员要对不同形式的素材处理方法进行综合运用，有利于丰富档案编研成果的呈现形式，推出更有吸引力与影响力的档案编研成果[1]。

传播范围逐渐扩大

根据相关统计报告，截至2022年6月，国内网民数量约为10.51亿，并且互联网普及率超过70%。众多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网民占比不断提高，移动网络的主导性愈发明显。近些年，国内网民大多通过新媒体移动端了解所需资讯，这给档案编研成果的进一步宣传推广带来了良好的契机。在该种趋势下，档案编研成果的参考材料不只局限于原本只供机关单位内部使用的参考材料与档案汇编等，档案编研成果也转变了过去单向推广的方式，能够通过现代媒体平台被更多人知晓。很多紧跟时代变化，掌握数字化编研方法的档案机构、个人开通微博账号与微信公众号，建立论坛与网站等，立足于多样化的渠道，使档案编研成果的传播范围随之扩大。融媒体背景下档案编研成果的传播广度是过去有形载体的传播模式无法媲美的。移动式终端突破了发行成果数量的限制，也改变了档案用户获取档案编研成果的时空条件，用户只需进入相应网页便能了解到所需内容，切实展现出了档案编研工作的现实价值。

传播主体更加多元

新媒体有着显著的交互性特点，此时人们不再是单纯的信息接收者，信息流通形式由原本的单向输送转变成多向互动。融媒体环境中没有绝对意义上的受众，人们不管是何种职业，身处何地，均能通过各种线上平台发布自己的观点。融媒体在为人们提供说话机会的同时，也给相关档案机构打开了收集参考资料以及接收反馈信息的渠道。凭借互联网的共享性与开放性，广大群众均能成为传播主体。在过去的工作模式下，档案编研成果只能由编研人员及其委托方进行传播。而当信息化技术“介入”后，数字化出版形式有效简化了传播流程，此时，“出版方”可以是任何组织及个人，这在扩大传播范围的同时，提高了二次传播的可能性。此外，在网络平台上出版，不用经过复杂的运行环节，能够减少出版费用，这对经费紧张的单位与个人来说，能够有效降低档案编研成果传播的门槛。与此同时，移动式媒体客户端给编研成果传播带来通畅的交互空间，编研人员能够和信息使用者随时交流，并获得真实反馈。用户能借助移动电子设备，直接在微博与微信朋友圈、QQ空间分享自己的看法，通过转发相关信息转变成传播主体，使档案编研成果的传播主体更加多元化。而在发布信息后，编研单位与人员应当重视各个平台上的用户反馈，以便更好地了解使用者的需求，对档案编研成果的内容及形式作出针对性调整。

传统档案编研成果传播存在的问题

传播力度不足

传统档案编研工作中，档案编研成果主要集中在资料汇编以及大事记等方面。这些成果内容具有突出的专业性，所以传播范围狭窄，一般只能长期保存起来，等待相关领域专业人士使用，抑或由编研人员直接在学界和政界进行小规模传播，实际宣传力度有限。而且很多公开发行的成果资料利用出版物和线下展出等常规途径进行宣传，在融媒体环境下，这一方式获得的传播效果非常有限[2]。

成果信息反馈机制不完善

成果的传播效果最终体现在用户端，相关单位若想保证成果传播过程的完整性，增强实际宣传效果，就应当主动收集用户反馈。但是在传统编研模式下，相关单位通常将出版发行视为工作完成的条件，因此大部分档案编研成果均以实体出版物的形式出现，导致用户仅能从档案馆以及图书馆中获得，再加上该类机构很少会围绕档案编研成果组织交流会以及讨论会等活动，这显然对相关单位及时了解用户对档案编研成果的态度造成了阻碍。在传统传播形式下，内部资料的传播范围小，而公开出版物的编研人员和用户也没有建立起良好的互动关系。种种因素的限制导致成果反馈信息获取难度大，无法为编研工作提供有价值的指导。

成果传播渠道狭窄

融媒体背景下，各类信息的传播路径明显增多，信息传播的便利性与广泛性显著提高。但实际上，很多档案编研成果依旧选择传统媒体，如报纸、实体书、线下巡展等进行传播，使用新媒体进行传播的档案编研成果较少，这说明档案编研成果的传播渠道过于狭窄。

融媒体背景下档案编研成果传播的创新路径

深耕内容，加大传播力度

第一，内容通俗化，使参与门槛下降。简单来说，档案编研成果需顺应主流意识形态，满足大众需要，这样才有机会实现良好传播。为使内容通俗化，一要收集更多资源，相关单位可适当扩大信息获取范围，例如“美国记忆”工程项目便是以900万件档案资料为基础，并且涉及口述、影像、手稿及乐谱等多种载体形式，涵盖百余个主题；二要征求社会性的想法，相关单位可通过问卷调查与座谈会等方式，主动收集人们的意见，为编研工作方向的调整提供参考；三要选择生活化的模式，通过进一步浓缩档案编研信息，采取趣味性以及生活化的表述方法等形式吸引更多人参加。

第二，内容品质化，引发情感共鸣。一方面，使档案编研成果更具故事性，加强成果与受众的情感联系，提高受众对内容的认同感。比如北京卫视推出的《档案》便是通过讲故事以及情景再现的形式传播档案内容的，使受众以比较直观的方式了解相关事件，强化其情感层面上的体会，这有利于增强受众黏性，实现二次传播。另一方面，发挥品牌效应[3]。有关单位可结合区域特色档案信息开展编研工作，调动社会力量，孕育品牌文化，打造品牌形象，使档案编研成果的传播链得以延长。例如，苏州工商档案管理中心便根据本地特色与丝绸档案申遗组织编研项目，并通过动画模拟以及手绘的方式呈现成果内容，为苏州塑造“世界遗产城市”品牌提供助力。

第三，文化产品化。信息化背景下，相关单位需以新的角度与思维，将档案编研成果视为“文化产品”，服务于社会公众。所以，相关单位需具有自身特色，尽力推出精品，以适应市场多元化的需求。比如，上海档案馆在档案史料汇编的过程中推出缩微制品与图册，基于史料与学术资料成立馆刊，并成立电视剧与专题片项目。此处讨论的“文化产品化”并非是将档案编研成果进行简单包装，而是要筛选出具有本地特色且容易引起社会反响的档案信息，整合成特殊“产品”。如此既能提升社会对档案资料的关注度，又可推动档案编研和市场经济对接。

第四，制作影像资料。有关单位不仅留有很多纸质版文件，还保存了许多影像档案。档案编研成果在传播过程中应着重运用影像资料，结合馆藏情况以及宣传引导需求设置编研专题，拓宽档案传播渠道。比如，上海档案局曾制作了《追忆——上海历史档案里的故事》，讲述了上海石库门居民早期的生活状态。该种形式的档案编研成果既能使专业人士眼前一亮，又可以提高对其他领域人员的吸引力，还有利于在大众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提升了档案编研成果的影响力。

第五，编研参考资料应满足现实需要。编研人员可结合自然灾害以及某些影响范围较大的事件，汇编能够满足人们需求的资料，这部分资料相当于地区综合减灾和应急策略的经验归纳。比如根据地质灾害、防汛抗旱、禽流感等相关资料进行编研工作，让公众认识有效的应急措施，并在经验教训中总结出应对方案。比如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唐山档案局曾查找500多卷档案，并围绕地震救灾方面的一系列专题全面研究馆藏档案，为抗震救灾献出数十条有效的建议。

完善信息反馈机制

从传播学层面来看，如果信息传播过程中没有良好的反馈机制，导致信息用户和传播主体之间无法建立稳定的互动关系，那么传播主体便不能了解用户的真实想法，进而导致传播链不够完整[4]。所以，在信息传播方面，完善反馈机制非常有必要。相关单位要想使档案编研成果能够有效传播，就要尝试与用户接触，构建反馈渠道。在融媒体背景下，信息用户能通过社交媒体表达个人观点，有关单位应主动收集这些信息。例如，为某个档案编研成果建立微信公众号，鼓励用户积极评论，并在门户网站上开设互动板块，使档案机构保持和用户的良好交流。

比如，郑州知青照片的档案编研项目针对信息反馈开展了不少工作。一方面，通过新媒体在编研专题设计环节收集民意。具体而言，利用互联网渠道，整理出大量相关的档案编研成果题目，确立编研专题方向；随后利用微信与QQ等社交平台开展线上讨论，最终选择“燃情岁月”作为题目。该项目编研期间，为有效提升社会影响力，不仅把老照片制作成册，还推出了微电影。同样，微电影的题目也是在广泛征求意见后确认的“兰台春讯”。另一方面，依托线上线下方式，积极收集参考材料。该编研项目开展之初，选材范围局限于馆藏照片，经过分类整理后，参与的编研人员均认为项目参考素材不足，照片内容也过于单一，无法准确体现出时代特征。为解决该问题，部分项目组人员实地走访，召开专题会议，获取照片资料，其他成员主要利用知青网站与社交软件聊天群组等收集材料，而且其他档案单位也提供了一些实物照片和报纸等素材，在实现良好互动的同时，为档案编研成果的价值实现提供了保障。

拓宽编研成果传播渠道

首先，联合新旧媒体，拓宽档案编研成果传播路径。随着信息技术运用范围的逐渐扩大，用户对档案编研成果的传播产生了多样性需求，不仅要获得比较丰富的信息内容，信息获取过程也要具有便利性。为了适应档案用户需求的变化，相关单位应发挥出新旧媒体各自的优势，为用户打造高效获取信息的渠道。第一，以新媒体为主，借助其高效性与开放性等优势，发布影响力与权威性较高的内容，用户可通过各类客户端了解档案信息。比如相关单位可通过微信公众号发布图文并茂的信息，并利用留言功能加强和用户的互动，提升信息服务效果。第二，对于年长的用户群体而言，传统媒体更符合其获取信息的习惯，可将某些关键的档案编研成果通过传统媒体公开。第三，新旧媒体不应“单独行事”，需搭配运用，进一步提升传播内容的影响力。

其次，同步推进线上线下活动。一方面，创新线下参与形式。一要增加展览次数，并招募一些志愿者负责现场讲解、撰写稿件与拍照等，不断积累受众。二要设计文创产品，组织创意分享活动[5]。相关单位可围绕当前档案编研实体成果引导人们投身到文创产品设计和传播的行列中，借此增强用户黏性。另一方面，打通线上参与渠道。现有的自媒体平台在信息传播方面的优势显而易见，既能为用户提供随时交流的空间，保持其互动热情，又有助于提高档案编研成果的社会化程度，加强传播辐射效果。

最后，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改善传播方法。其一，通过虚拟仿真技术打造沉浸式体验。比如利用VR、AR等技术，使档案用户对编研成果更有新鲜感，产生情感认同。例如，湖北省档案馆曾举办的纪念湖北解放70周年的活动就是将VR技术运用到档案编研成果宣传展示中的成功案例。其二，通过聚合媒体做到一站式宣传。该项技术依托各类网络化手段整合零散的资料信息，通过个性化与多样性的形式推荐给移动终端用户，让其可以直接了解所需内容。其三，借助Html5（H5）技术促使档案编研成果传播走上轻量化的道路。此项技术具有突出的轻量化与交互性等特征，符合现代人碎片式的信息接收习惯。例如敦煌《九色鹿经图》便通过H5视频将有关敦煌壁画的信息呈现出来，既提升了档案编研成果传播过程的娱乐性，又增强了人们的体验感。

在当代信息传播环境下，档案编研工作应当有所创新。相关单位需重视反馈机制的建设，在编研项目开始之初就广泛收集意见，并在成果发布后关注各大平台上人们的讨论，将其作为优化编研成果的依据。另外，还要灵活使用与开发各类传播渠道，在丰富成果载体的同时，保障基本受众面。

参考文献

[1]杨阳.浅谈如何做好新时代的档案编研工作[J].办公室业务,2022(16):139-141.

[2]管博.档案编研在新媒体环境中的发展思考[J].档案天地,2022(07):38-40+46.

[3]周凤羽.信息时代档案编研工作多元创新发展浅析[J].兰台内外,2022(15):41-43.

[4]苏君华,宋帆帆.参与式传播：档案编研成果传播的新路径[J].档案管理,2022(01):20-24.

[5]曹培军.移动新媒体环境下档案编研成果传播的变化[J].山东档案,2021(03):63-64+66.

责任编辑：史偌霖

原文地址：http://whcy.cnhouji.com/html/2023/0223/2330.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