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社区治理的结构困境与突围之路——基于AGIL

农村社区治理是推进乡村振兴进程的兜底工作，更是加快乡村振兴的关键内容。本文以帕森斯的AGIL（适应、目标获取、整合、维持）四个要素为切入点，结合乡村振兴背景下产业、生态、乡风文明、三治协同四个维度的时代内涵，考察农村社区治理过程中存在的结构困境与突围之路，为实现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奠定坚实的基础。

问题提出

解决好“三农”问题，促进农村治理模式的转变已经成为党和国家以及社会各界的共识[1]。2018年，中共中央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作为实现乡村振兴的总目标[2]。2022年2月22日，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指出，在全球新冠肺炎不断蔓延形势下，确保“三农”工作稳定发展[3]，把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作为重点工作内容，确保乡村振兴、农业现代化取得新成效。审视我国农村社区发展现状，虽然农村社区治理内容、路径、思维等方面都逐渐迈入新征程，但如何将乡村振兴战略内容与农村社区治理接轨仍是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因此本文基于帕森斯的AGIL模型视角，结合乡村振兴背景下产业、生态、乡风文明、三治协同考察现阶段农村社区治理的结构困境与突围之路，为全方位推进农村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保证。

“AGIL模型”理论基础

1953年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提出结构功能主义理论，该理论主要利用“AGIL”模型分析社会系统的结构和功能[4]。A（Adaption）是适应功能，指社会系统要想保证其自身稳定发展，必须积极适应周围环境，并与之保持互动以获取维持自身发展的资源。G（Goal attainment）是目标获取功能，指社会系统具有明确的目标导向性，为行动指明方向，即系统要先确定自己期望达到的状态，充分调动内部资源帮助达成预期目标[5]。I（Integration）是整合功能，即解决系统内部协调性问题，为了维持社会系统良性运行，必须有效协调不同要素之间的关系，整合好内外资源。L（Latency Pattern Maintenance）是潜在模式维持功能，强调文化是系统运行中的重要因素，指原有的运行模式在社会系统运行中断时期得以保存，以保证重新启动社会系统时新的互动关系正常运行[6]。帕森斯认为，这四个功能是相互包容、紧密联系的，它们共同维持社会系统的良性运行，每一个功能对社会系统都至关重要，任何一个功能的缺失都会造成社会运行失调。

农村社区的治理结构愈加复杂化，增强社区主体适应内外环境及获取资源的能力，是保证德治、自治、法治三者协同顺利推行的先决条件；生态宜居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共同目标，结合村情开展农村社区治理工作并制定本土化目标，实现利益最大化；新时代背景下的产业现代化一、二、三产业融合提出巨大挑战，整合内部环境的不同要素能为农村社区带来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农村社区要使社区内部长期稳定，就要统筹好“软治理”和“硬治理”两种治理思路，尤其是乡风文明建设。

基于AGIL模型分析农村社区治理的结构困境

笔者借助帕森斯的AGIL理论模型分析农村社区治理结构困境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维度。

村民适应“三治协同”阻力大

乡村振兴战略基于农村社区结构日益复杂的现状，将“管理民主”的治理方式更新为“治理有效”，这凸显出我国农村社区治理的进一步完善。在改革开放时期，自治制度已经建立，但行政主导型治理体系占据主导地位，形式化的政策不断干预村民参与社区治理，导致新的治理体系难以顺利推行。农村社区文化素质普遍偏低是阻碍法治实施的重要因素，加之基层组织对法律知识的宣传力度不足，社区法律体系不够完善。社区精英分子逐渐向大城市发展，社区趋于空心化，以老人和儿童为主的社区缺乏先进的治理理念。

生态目标定位偏失

乡村振兴对生态建设寄予新的期望，从“村容整洁”发展到“生态宜居”，实现从整治村庄脏、乱、差到发展绿色农业、经济、人居环境综合整治的跨越。但村民对农村社区生态问题没有清晰的定位，他们往往追逐短期效益，即在生活垃圾、污水、畜养殖、厕所革命等方面的整治有所建树。但这并不是出于对社区生态综合整治的考虑，仅仅是针对国家发包的项目做出大体整治。

其次特色生态资源是建设绿色乡村的关键，村民对乡村社区特色生态资源缺乏足够重视，专业人才匮乏约束农村社区特色生态资源的挖掘。村民只能照搬发达城市的开发模式，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优势资源被闲置或被荒废。

一、二、三产业脱节

乡村振兴背景下将“产业发展”升级为“产业兴旺”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应有之义，说明我国对乡村产业的认识上升到新的阶段。产业兴旺对农村社区产业的质量、升级、融合发展、产业现代化也提出新的要求。人才是助力乡村振兴的动力，而复合型人才的缺乏也正是我国农村社区治理面临的一大问题。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大量知识分子、劳动力不断流向城镇，出现了农村土地资源闲置浪费，生产技术难以更新，一、二、三产业难以整合等问题。政府对农村产业支持力度不高，规模型农业资金投入不够，农村土地的使用范围受到严格限制，农业的保障力度低于二、三产业，严重削弱经济来源单一、经济造血能力弱的村民。即便养家禽作为副业能给村民带来额外收入，缺乏专业技术人才的相关指导也难以形成大规模的养殖，阻碍了产业兴旺、产业整合目标的实现。

乡土文化缺失

乡村振兴战略在形式上没有改动“乡风文明”四个字，但实质内容却紧扣时代内涵，其要求更加严格、内容更加完善、目标更加清晰，为构建“乡风文明”社区指明方向。在社区治理实践中，“乡风文明”对农村社区的治理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城乡二元结构的解体，农村社区青年人口向发达城市流动，不断汲取外界多元文化，导致乡土精神文化受到现代元素的冲击，社区文化失去平衡，这对农村社区共同价值观造成极大威胁和挑战。村民功利化、理性化的理性思维威胁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农村社区的团体意识面临严峻挑战。村民文化素质普遍偏低，农村社区面临严重的“文化饥饿”处境，外来文化的冲击使社区村民对积极和消极文化的辨识度低，易带入与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违背的文化，从侧面加大“乡风文明”社区治理难度。

农村社区治理的突围之路

农村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依赖于各个子系统的良性运行，开展社区治理工作要充分协调乡村振兴背景下治理有效、生态宜居、产业兴旺、乡风文明、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因此本文以帕森斯的AGIL模型为分析框架，为农村社区治理提供全方位、精准、科学的治理路径。

助长“三治协同”机制的适应

自治、法治、德治是十九大报告中针对农村社区治理提出的重要指导文件，表明“三治协同”机制契合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时代要求[7]。当前农村社区治理呈现复杂性、动态性的特征，农村社区要保证其自身持续稳定发展，就要与乡村振兴背景下提出的新战略相吻合，以便获取维持社区协调运行的资源。自治是推动农村社区治理发展的基础，村委会及政府部门要主动改变包办社区事务的工作作风，赋予村民更多主动权，重视村民在社区治理中的主体地位，积极培养村民的公共意识和主体意识。法治是社区治理的根本，加强对村委人员和村民的法治教育，培养社区人员的法律思维，完善社区的村规民约，规范社区治理程序。德治是社区治理的先导，要结合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德治的精髓有机融入农村社区治理体系。自治的良性运行依赖于德治和法治的有机整合，既体现重视人民的主体地位，又重视软硬治理体制的结合[8]，既切合当前农村社区的实际情况，又符合现代社会的治理逻辑。

实现生态宜居的目标

近年来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生态宜居已经成为农村社区全体村民追求的目标。人居环境综合整治依赖精细化、长效化的发展机制，相关工作应引起重视，尤其是社区治理主力军的培养，并通过人民喜闻乐见的方式树立生态理念、构建新的发展格局、提升综合素质，充分发挥村民在生态建设中的主体地位，确保村民完成国家发包项目的同时，结合本村的发展目标和本土实际情况，既完成上级使命，又兼容当地的生态问题，有助于推动社区生态宜居目标持续发展[9]。另外农村特色生态资源有利于拉动乡村生态经济的发展，政府应极力支持生态领域功能的拓展，尤其是休闲观光，对农村产业的优化转型也不容忽视。

推动一、二、三产业整合

整合一、二、三产业是实现产业兴旺的突破口，农村产业发展的总体规划要尊重地区间的差异性，重视产业之间的内部协调问题，才能有效促进第一产业与二、三产业融合，整合一、二、三产业间的内外资源，为构建现代型的农村产业提供保证。首先，政府应加大对农村产业的支持力度，结合本村发展布局和当地特色产业，完善相关农业机械设备和基础设施，从外部提升农村产业现代化，吸引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除此之外，还可以就如何使用现代设备农业、如何科学种植规模产业、如何通过网络媒体线上销售农产品等问题进行培训，培育更多有能力、有技术的劳动力，激活农村社区治理的内生动力，促进农业、工业、服务业的整合，依托互联网平台打破城乡壁垒，推动城乡资源的有效互动。政府应加大农村产业的支持力度，积极发展农村金融，为农村建设大规模产业奠定基础，资金、人才、政府支持共同推进一、二、三产业整合，充分盘活农村社区的闲置资源[10]。

重视乡风文明建设

乡风文明是农村社区治理的灵魂，着力提升基层社区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和服务效能，补齐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短板弱项，是“十四五”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必由之路[11]。AGIL模型维持功能强调乡土文化氛围、村民文化素质在农村社区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基层党委在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同时，应时刻紧扣时代主题，重视乡土文化的重建，积极抵制“三俗文化”以及陈规陋习的消极影响，挖掘传统社会中具有积极导向的优秀传统文化。诸如尊老爱幼、家庭和睦、团结互助等美德，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发挥道德教化对社区村民的影响，提升村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归属感。村民文化素质是乡风文明的保证，基层政府应引导村民利用现代信息工具学习家风文化、孝道文化，不断提升自己的内在修养；相关部门应充分重视传统节日相关活动的开展，并设置奖项鼓励社区村民积极参与，加深村民对传统文化的认知度，丰富村民的文化修养。另外乡风文明也是农村社区治理中必不可少的要素，重拾乡土文化，共建乡风文明，才能更好发展发挥文化模式维持功能，维持社区道德秩序。

结语与思考

本文基于帕森斯的AGIL模式，分别从适应功能层面考察“三治协同”治理机制、从目标达成层面考察生态宜居、从整合功能层面考察农村产业融合、从维持功能层面考察乡风文明，与乡村振兴背景下提出的治理有效、生态宜居、产业兴旺、乡风文明、生活富裕的总要求高度契合，形成全方位、多领域的农村社区治理格局。这也正是笔者从社会学视角度出发，结合乡村振兴战略探讨农村社区治理的结构困境与突围之路的新颖所在，为促进生活富裕共同目标奠定深厚的基础。党中央在文件中多次强调“三农”问题的重要性，“三农”问题在当前是一项复杂的工程，更是一场持久战。我们应该立足农村实情，秉持全局思维，统筹经济、文化、生态、产业各个子系统的协调发展，谱写乡村振兴战略的新篇章。

参考文献

[1]曹立前,尹吉东.治理转型:从传统乡村到新型农村社区[J].农村经济,2016(11):27-33.

[2]本刊编辑部.打好“组合拳” 激发新动能[J].中国建设信息化,2019(12):8-9.

[3]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实施意见[J].创造,2022,30(05):9-16.

[4]周立环.浅谈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J].世纪桥,2015(11):60-61+88.

[5]惠梦倩.结构功能主义视域下村域规划的比较研究[D].南昌:南昌大学,2018.

[6]谢小芹.乡村社区“三治协同”的理论逻辑与社区实践[J].学术探索,2021(04):73-82.

[7]张文显,徐勇,何显明等.推进自治法治德治融合建设,创新基层社会治理[J].治理研究,2018,34(06):5-16.

[8]和东红,韩潇.后脱贫时代生态宜居建设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优化路径[J].攀登,2021,40(04):89-94.

[9] [10]阳盼盼.乡村生态振兴：理论逻辑、历史演进与实现路径[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9,33(12):70-79.

[11]赵亚梨,杨爱杰.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的路径选择[J].边疆经济与文化,2022(02):50-52.

责任编辑：史偌霖

原文地址：http://www.cwzrzz.com/html/2023/1019/180.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