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老人养老的三角模式与支持逻辑

 

家庭养老一直以来都是我国主要的养老模式，随着时代发展，社会养老、自我养老等模式也逐渐发展起来。但农村地区越来越多青壮年进城务工，农村地区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也发生变化，逐渐转变为自我养老、社会养老和家庭养老三者共存的模式，这种选择其背后的逻辑是通过牺牲部分养老资源来支持后代的发展，从而实现整个代际家庭的“好日子”。只有全面理解养老方式转变的背后逻辑，才能更好地应对农村老龄化、空心化问题，实现乡村振兴。

从传统乡村到现代城市，父母与已婚成年子女同住的主干家庭是中国家庭结构的主要类型。因为三代直系可以更好地实现代际之间的合作，所以中国主干家庭的稳定性与延续性不仅是受“赡养父母”这一传统思想的影响，也是家庭在面对经济水平偏低、社会保障不足情况下的一种策略性选择[1]。相较于经济水平更高、社会保障更加完善的城市，这种策略性的主干家庭在农村地区更为多见。但在当下城市化与工业化发展的社会转型期，这种主干结构并不是简单的、理论性的三代直系家庭，而是一种“新三代家庭”，即年轻夫妇与年老父母分别是独立的单位，这种家庭大多是子女外出务工，父母为子女照看孙辈、积攒财富，这种特殊的家庭结构说明中国农村家庭变迁是具有文化特色与经济适应性的[2]。

车茂娟、钟涨宝等中国学者认为这种新三代家庭中，子女进城务工，使得农村年迈父母不得不牺牲自己的赡养资源来支持子女的“核心家庭”，他们为了支持子女在城市的家庭而自我养老，即为了减轻子女对自己的赡养压力而选择继续耕种，同时他们还会在经济上补贴城市家庭或是照料孙辈。这不仅揭露了农村青壮年外出而导致的农村空心化问题，更直接突显出其附带产生的农村养老问题，钟涨宝等学者认为农村家庭已经产生“养老困境”，子女给予亲代的经济支持、精神抚慰等养老资源都有所弱化，老人并不能定期收到子女每月给的生活费，子女也大多常年不在家中，老人们需要自己赚取生活费用，并且只能自己打理自己的生活[3]。

但根据笔者在重庆市黔江区G村的田野调查来看，农村家庭老人的养老方式不仅是简单的家庭养老、社会养老或是自我养老，而是一种与老人的身体状况、家庭子女的经济情况以及国家养老政策息息相关的三角模式，同时农村老人选择养老模式时，并不是被动地选择，而是有其内在动机与家庭代际之间的支持逻辑。因此，本文将基于田野资料，通过展现G村老人的养老方式来探析农村老人的养老模式与其背后的支持逻辑。

三角模式：养老金、土地与儿子

养老是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都不可逃避的问题。有需要被赡养的老人，相应就有要承担养老责任的人。养老方式的分类以目前主流讨论的养老金经济来源为变量，可分为自我养老、家庭养老、社会养老等[4]。在儒家孝道文化的浸染下，由老人的子女承担养老责任的家庭养老是我国目前最主要的养老方式。父母含辛茹苦将子女养大，子女成家立业后应当主动承担起赡养父母的义务，要尽心尽力为父母提供经济支持、情感支持，并照料父母的生活。自我养老即老人自己赚取养老资金并自我照料，他们大多通过养老金或是种地来满足生活的各类开销。

2009年国家发布了“新农保”政策，即养老保障金由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三部分组成，与家庭养老、土地保障和社会救助等政策相配合。2013年，新农保政策就覆盖了农村地区80%的老人[5]。笔者访谈过29位55岁以上的老人，他们每人每月都可以领到几百到一千元不等的养老金。但G村的老人们坚信“只要我还站得起，那块田就不会荒”的想法，他们依然会下田耕种。笔者访谈过的29位55以上老人的老年生活都离不开儿子、养老金和田土。

今年63岁的某村民曾在七十年代入伍，又在退伍后先后担任村中的文书和村长。现在该村民身体健康，有十亩左右的田地，其中五亩用于种植稻谷，等9月收割后他会会留下三千斤稻米用于家中的日常生活，售卖其余的两千斤稻米。他田间播种的油菜也是如此，部分自用，部分卖出。该村民的日常生活开销依靠其卖出的农作物，而不会主动向儿子要钱，他们认为父母只要还过得去，就不要找孩子要钱。该村民的儿子只在过节时发红包，平时的生活开销都是自己承担。因为除了农作物售卖的收入，他还有养老金，每月养老金有三百多元，他和妻子每月可收到一千多元的养老金，这些养老金除了供他们的日常开销外，也用于购买农药等农业产品。

家庭养老资源的来源会因家庭状况而有所不同。如常年住在黔江儿子家中的陈奶奶，她在儿子家中照顾孙辈，但生活费却是她自己的养老金；又比如独自住在村中的阮奶奶，她将土地出租给别人，只在屋子旁种植一些自己吃的蔬菜，儿子每月也会打钱给她，她的生活开销就由养老金、土地租金以及儿子给的生活费组成；又如低保户田爷爷家，因为大儿子失去了劳动能力，于是一家三口的经济来源是他与妻儿的低保，一个月共一千余元，他的妻子庞奶奶哽咽着说他们一家“全靠政策才能活”。

综上，G村老人的养老是由农业耕种、养老金与自我养老共同组成。通常是孩子给老人一点红包，日常开销全靠老人自己的养老金和农业耕作。在G村的养老实践中，老人们的养老模式不是简单的家庭养老，也不是完全的社会养老，更不是彻底的自我养老，而是一种随着家庭与个人经济能力而有所波动的三角模式：老人依靠社会保险和种地来保障自己的生活开销，还可以收到子女偶尔给予的红包，同时老人的大开销如生病、修房等依然由子女支付。部分学者提出这是一种向下的家庭代际支持失衡，但这种失衡是一种基于家庭利益最大化的模式，表现为亲代自我养老，中间代外出供养子女，子代背负着家庭内部的期望努力向上流动。老人自己承担生活开销并不只是简单的代际支持失衡，更多的是家庭内部的一种协商。

“好日子”：G村老人的代际支持逻辑

对G村老人而言，“好日子”也是孩子们成家立业，孙辈们出人头地，整家人都过上更轻松的日子，因此G村老人们通常自己负责生活开销以减轻子女赡养老人与抚养子女的经济压力，偶尔也会对子女提供经济帮扶，他们不单是为了让子女可以更好地培养孙辈，更希望让整个代际家庭都可以“过得更好一点”。70岁的杨奶奶与丈夫很早就购入了国家的养老保险，杨奶奶每月都有一千多元，但她和丈夫的生活开销依靠他们种植的几亩田地和村里给的一些补贴，杨奶奶和其丈夫的养老金都用来补贴儿子。因为在他们看来，儿子一家虽然生活在城市，但是面临着更大的经济压力，除了日常开销外，还有两个孩子需要抚养，而杨奶奶和其丈夫生活在乡村，生活压力小，且可以通过种地等自给自足，所以他们希望能尽量分担子女的经济压力，让整家人都生活得轻松一些。

笔者在G村访问过的二十九位老人中，除了两位由儿子每月定期给养老资源的老人外，其余的老人们都会依靠土地和国家社保来支撑他们的日常生活，从而减弱中间代的经济压力，甚至会将部分自我养老资源倾斜给子女。农村家庭的经济需求与村中生计的经济效益不匹配，为了维持家庭的经济开销，进城打工成为青壮年赚钱最有效的途径。现任村支书杨书记说，现在村内80%的家庭经济来源都是外出务工，农村地区空心化严重。

今年50岁的村民Z及其妻子的主要经济来源是外出务工。在2002年以前，他留在家中和父母一起种地，但看着出去打工的人带着鼓鼓的钱包回来，他也决定外出打工。当时年轻的他跟着村里的人一起到广东打工，二十年的打工赚取的工资让他成功供养两个孩子上了大学。所以在他看来，务农远不及外出打工赚钱，所以他们才会选择离开家乡，外出打工以满足家庭开销，改善家庭条件。

G村80%村民的主要经济来源依靠外出务工赚取的工资，这些外出务工人员大部分都选择在退休年龄前一直待在城市里打工以赡养老人及供养小孩，大部分村民都希望在小孩工作后回到农村，继续种庄稼。而更年轻的一代，大部分倾向于留在城市。大三的小李表示他以后不愿意回到农村，因为家庭的期望和他对自己的职业规划，他只能选择留在城市工作。

因此，G村中的每个代际家庭都在为了更好的生活而努力，亲代牺牲自己的养老资源支持子女，子女进城务工以满足家庭开销，而亲代牺牲的养老资源与中间代奔波，都是为了让孩子们未来可以“过上好日子”。王德福提出目前学界仍然对农民进城的模式和思维逻辑具有误解，他认为农民进城务工的根本原因是进城成为一种新的生计方式。大量进城务工人员并不是一开始就为了“变成城里人”而进城，而只是为了提升家庭收入做出的一种生计选择[6]。因此，亲代牺牲养老资源与中间代外出奔波大都是为了让其后代可以“留在城里”。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国的城乡资源分配仍然存在较大差距，城市的资源更多、更好，以至于人们更愿意选择城市，在G村人的理解中，真正留在城市生活，才是美好快乐的“好日子”。

结语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其一，G村的养老是一种“三角模式”，是在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的基础上受地方传统与家庭经济状况影响的自我养老。G村家庭的代际支持模式是亲代资源向中间代与子代流动，这是一种家庭内部的协商选择。老人依靠农业与社会保险而减少中间代对老人们的赡养资金，也有部分老人选择将自己的养老保险或卖出农作物的收入拿给中间代以帮助子女们度过经济难关，亲代的支持还包括照料孙辈等。

其二，这种家庭代际的内部选择是源于城乡二元化和城乡发展不平衡的外部压力。耕种无法解决城乡二元化下乡村家庭的经济压力，于是家庭的劳动力都选择外出，以此来赡养家庭。而到了城市，人们却发现这些工资无法完全供养亲代与子代，于是家庭代际内部便选择了一种“恩往下流”的代际支持模式，目的是各代际都能“松活”，从而使整个家庭的都可以过上“好日子”。

基于对G村的调研来看，乡村发展的核心在于均衡城乡资源分配，让村民看到乡村的环境及条件的改善，看到乡村的发展前景，主动投身乡村建设，共建美丽乡村。资源分配的关键在于保障村民的平均收入，G村从改革开放后一直尝试依靠发展经济作物带动乡村经济发展，但屡屡失败，或许其需要考虑转变发展方向，如度假旅游、避暑山庄等。平衡养老保障与经济发展是一个大难题，需要更理性地思考为什么农村青壮年不愿留在家乡，为什么许多农村老龄化、空心化现象严重，调研团队对G村开展的田野调查或许可以给我们一点思路。

参考文献

[1]杨菊华,何炤华.社会转型过程中家庭的变迁与延续[J].人口研究,2014,38(02);36-51.

[2]杨华,王会.中国农村新“三代家庭”研究[J].中国乡村研究,2020(01):128-161.

[3]钟涨宝,路佳,韦宏耀.“逆反哺”?农村父母对已成家子女家庭的支持研究[J].学习与实践,2015(10):92-103.

[4]舒奋.从家庭养老到社会养老:新中国70年农村养老方式变迁[J]. 浙江社会科学,2019(06):83-91.

[5] Ko P C , Mhring K .Chipping In or Crowding-Out? The Impact of Pension Receipt on Older Adults'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Rural China[J].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Gerontology, 2021(01).

[6]王德福. 弹性城市化与接力式进城——理解中国特色城市化模式及其社会机制的一个视角[J]. 社会科学,2017(03):66-74.

 

责任编辑：史偌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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