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客家孝文化建设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广东客家孝文化传承于中原儒家孝文化，主要内容有祭祀祖先、光宗耀祖、传宗接代、孝敬父母、忠孝一体等。广东客家孝文化在当代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机遇主要是因为党的政策给予了广东客家孝文化建设有力保障；多元文化的碰撞为广东客家孝文化建设提供了融合创新的环境；数字化新媒体为广东客家孝文化建设创造了丰富多样的传播和存储途径。挑战则是广东客家孝文化中消极因素留下的隐患，其物质载体面临消失的危机，尊老敬老的文化建设环境不容乐观。

广东客家孝文化源于儒家孝文化

广东文化一般分为广府文化、潮汕文化及客家文化。谭元亨认为广府人、潮汕人的南迁是“一次到位”的，大约在汉武帝于岭南立“广信”作为交趾刺史部治所时汉化定型[1]，而客家人则先后历经五次（也有说四次、六次）南迁，大多是永嘉之乱以后的历代中原移民，经过东晋南朝、唐末五代、南宋、明末几次大迁徙[2]。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广府人、潮汕人以及客家人在动态迁移中交互发展，他们不断地相互影响，为广东所处的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圈所同化，彼此产生了更多的现代文化认同。从孝文化方面来说，无论是广府人、潮汕人，还是客家人，都很重视寻根追源、光宗耀祖、子女孝顺，他们通过家居建筑、家谱、祠堂等方式表现孝文化，如2013年11月12日至14日，广州举办了首届世界广府人恳亲大会（世广会）。此外，广东很多地区都有祭祀孔子的习俗，有历史悠久的德庆孔庙。

胡适曾说：“外国人说我们中国人没有宗教，我们中国是有宗教的，我们的宗教就是儒教，儒教的宗教信仰，便是一‘孝’字。”[3]谢幼伟也说：“中国社会是彻始彻终，为孝这一概念所支配的社会。中国社会是以‘孝’为根底而建立起来的。”[4]可以说，近代哲学家如冯友兰、杜维明、梁漱溟等都意识到孝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儒家文化的核心。

广东客家人的先民是中原移民，广东客家文化保留着浓厚的中原文化特征，尤其是儒家文化，其中最为鲜明的莫过于孝文化。广东客家孝文化主要表现为：一是聚族而居的生活方式，以儒家宗法制度为准则，建筑类型有围龙屋、土楼、四角楼、五凤楼等，统称为“客家围”。二是建立祠堂宗庙。祠堂宗庙是宗族的中心，象征着祖先。祭祀祖先、光宗耀祖、“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及服从家规族约等观念，深入人心。三是修缮族谱，传承家族文化。修缮族谱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很普遍的现象，中国人都很重视修缮族谱。对于广东客家人来说，修缮族谱不仅可以寻根问祖，还可以以此为纽带实现孝到忠的过渡。房学嘉认为客家传统家族文化的内涵主要有：一是为家族而活的人生观；二是尊祖敬宗的团体意识；三是家族、家庭伦理精神，讲究孝道，而孝道主要体现为：第一，生养、死祭、祭祀；第二，光宗耀祖、传宗接代；第三，孝与忠相互交融[5]。

概括而言，广东客家孝文化的内涵主要有祭祀祖先、光宗耀祖、传宗接代、孝敬父母、忠孝一体，而这一文化内涵其实继承的是儒家孝文化。肖群忠认为，西周乃至春秋之前，孝的初始含义是尊祖敬宗、生儿育女、传宗接代[6]，后经由孔子转向善事父母，再经由曾子转向孝道与忠君连为一体[7]。过去，广东客家人由于远离政治中心，身处广东的边缘山区，一方面保持了中原文化中有利于团结客家人的文化，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融入当地文化。从某种程度上说，广东客家孝文化在近百十年的社会发展中，由于处于广东这个特殊的地理环境中，不断地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一些挑战，但同时也有新的发展机遇。

广东孝文化建设面临的机遇

党的政策给予了广东客家孝文化建设有力保障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指出，要发挥优秀传统思想道德的培根铸魂作用，引导社会向上向善向美。2021年4月，中央宣传部正式印发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重点项目规划》，国家从总的战略高度实施规划了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事项。目前，我国形成了“国家—省—市—县”四级客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体系，设立了国家级客家文化生态保护区，如客家文化（梅州）生态保护试验区。广东省人民政府网站发布的《广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要“深入推进广府文化、客家文化、潮汕文化、雷州文化等传统文化以及少数民族文化、华侨文化等特色文化研究阐发、教育传播行动”。在一系列政策的支持下，广东省在客家孝文化方面以古镇、古村落为依托，坚持文化产业化思路，打造了现代孝德旅游示范区。如南社村距今已有八百多年的历史，历来崇尚孝德文化治家，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与孝德文化；茶山镇大力推动文旅融合发展，高度重视古村落的保护与开发，充分挖掘孝德文化资源，开展“南社村忠孝文化节”、“南社斋醮”祭祖仪式等传统民风民俗活动，推动“文化+旅游”深度融合。

多元文化的碰撞为广东孝文化建设提供了融合创新的环境

广东客家地处边缘，不仅有中华核心文化的投射，同时还受到中华海洋文化的熏染。早在几百年前，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就给广东客家带来了新的文化因子。无论是广府文化、潮汕文化还是客家文化，它们早已互相兼容，尤其是近百十年来的门户开放，广东三种文化相互影响。广东是流动人口大省，流动人员遍及全国各地，这也使得中国其他地区的地域文化流入广东。多元文化的碰撞，为广东孝文化建设提供了较好的发展环境，开放兼容、多元的孝文化环境有利于广东孝文化建设在保持自身活力的同时，横向开拓，减少重复性创造，促进广东孝文化融合创新。广东客家孝文化建设，不仅需要观念创新、内容创新，同时还需要在全球化视野下重新审视自己，要跟现代化、国际化接轨。广东客家孝文化只有进行适当的扬弃，才可能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机。

数字化新媒体为广东客家孝文化建设创造了丰富多样的传播存储途径

如今的数字化新媒体不仅具有较大的存储容量，较快的传播速度，同时还有多元化的感知形式，能够通过信息终端与大众及时沟通、互动和反馈。即时传播一改过去单一、滞后的信息传播状态，依托AR、VR等技术，打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同时，影像、图片、音乐、文字等多种媒介的有效融合，以及全新的媒体数字技术的发展使文化传播实现了点到点的传播全覆盖。

广东客家孝文化的物质载体主要有祠堂、客家围、书院、族谱、楹联、方言等，但随着时代的进步，这些物质载体如何实现现代化的转变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对此，可以选取优质文本资料，进行收集、整理，汇成具有经典意义的历史资料，再以电子文本的形式实现即时存储及传播；还可以用数字化新媒体进行文化记录，通过视频制作，将文化与物质（如古建筑、书院等）进行整合，必要时可以以纪录片的方式保存传播。广东客家孝文化建设离不开大众的参与，有效连接政府与民众，搭建人们喜闻乐见的交流平台，无疑数字化新媒体是最好的媒介选择。

广东客家孝文化建设面临的挑战

广东客家孝文化中消极因素留下的隐患

传统宗法制度的长期盛行，导致族群文化愈发发达。国家制度层面的法规、乡规族约、生活礼俗等强化了族群文化，使族群文化呈现明显的普泛化现象，这在中国封建社会很普遍。客家族群文化亦是如此，由此产生了权责不对等、家庭裙带关系、族群依赖心理、重男轻女等社会现象。这些观念极大地阻碍了现代文明观念的发展。客家孝文化中重整体、重伦理的观念曾经帮助客家人在南迁过程中克服了种种困难，但也因此产生了个性压抑、权威主义、专制等与现代文明不相适应的观念。广东客家孝文化中的大家族主义，没有以法治精神为基础，容易造成权威者的专断；广东客家孝文化中的宗族主义，注重整体，但其没有建立在充分发展个性的基础上，压抑了民主精神的发展。现代文明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等价交换、公平竞争、地位平等、自由流通、契约精神等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现代文明由此产生尊重人权、平等、自由、民主、科学等现代精神。现代文明是当代世界文化的发展趋势所在，广东客家孝文化中阻碍现代文明建设的内容需要及时清除。

广东客家孝文化中的物质载体面临消失的危机

广东客家孝文化的物质载体主要体现为客家建筑、祠堂、书院、族谱、楹联、方言、家规族约（文献资料）等。如今，随着现代社会不断发展，过去族群对立的紧张局面消除；同时，现代社会的管理方式模糊了族群边界，削弱了族群内部的政治凝聚力，宗族聚居模式已逐步瓦解为家庭散居模式，客家人也已就地融入当地文化圈。部分客家建筑正在成为历史，祠堂、书院也不再服务于传统的社会习俗。如今，部分祠堂、书院经过改造，有的成为娱乐、休闲场所，有的成为学习教育基地，有的以历史遗迹的形式被开发为旅游景点，供游客观赏游览；楹联、家规族约等文献资料也正在成为历史。随着普通话的普及，族群文化的典型特征——方言也面临着消失的危机。虽然族谱延续几千年从未断绝，但新时代男女平等、生育自由的观念已深入人心，一直以男性姓氏为脉络修订下来的族谱如今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广东客家孝文化的物质载体正在经历一场时代危机，如何实现现代化转型，是非常现实的难题。

广东孝文化中尊老敬老的孝意识建设环境不容乐观

在封建社会，统治者通过立法来保障尊老敬老的实施，如举孝廉的官员选拔制度，“存留养”、“七出”、“三老五更礼”、“王杖”、高龄老人的免赋税、徭役、刑罚等优待条件的实施，都从政治层面上保障了尊老敬老社会的畅通运行，这些措施客观上创造了良好的尊老敬老的孝意识环境。与此同时，出于维护政权稳定的目的，封建统治者将孝从家庭拓展到整个社会，孝的普泛化也对社会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孝文化一直是儒家文化的核心，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对儒家孝文化的批判使得孝文化在某种程度上被一杆子打死，至今仍未完成孝文化重建工作。如今，虽然孝文化早已回归家庭，但尊老敬老的孝意识却被大大削弱了。

当今社会出现了许多不孝行为，如虐待老人、游手好闲、六亲不认、不敬长者等现象比比皆是，社会上甚至出现了一个新群体——啃老族，这些都值得警醒。如今，社会的老龄化、核心家庭的普遍化、职业分工的普及化等使家庭把更多精力、时间投向工作和下一代，大大地削弱了尊老敬老孝意识建设的实践力度。众所周知，观念的习得不仅需要教化，还需要实践。

在缺乏系统的国民教育及社会实践的环境下，尊老敬老更多地回归于传统的人性自发作为。在古代，孩童一进入私塾便开始念《孝经》和四书五经，对孝产生了系统的认识，但如今，除了公民道德建设中提到的尊老敬老，国民教育很少从系统的孝文化着手。虽然国家在养老保险、社会保险、商业保险、医疗保险等方面都加大了对养老困难的预防救助机制，但在孝文化建设方面却缺乏相应的措施。在缺少系统的国民教育及孝文化建设的激励机制的情况下，尊老敬老的孝意识建设环境不容乐观。

广东客家孝文化很好地传承了中原孝文化的精神，新时代，讨论广东客家孝文化建设，事关每个人。当前，广东客家孝文化建设机遇与挑战并存，应充分借助现代科技手段、现代文明思想进行改造、创新，在变通中传承，在扬弃中前进。广东客家孝文化应提取能提高民族归属感、增强社会凝聚力的精粹文化，加以弘扬，推动孝文化的现代化建设。广东客家孝文化建设也应抓住机遇，主动融入粤港澳大湾区的孝文化建设，主动融入中国现代化的孝文化建设，积极拓展孝文化的建设领域，丰富孝文化的精神内涵，真正实现孝文化的现代化建设。

参考文献

[1]谭元亨.客家文化史（下卷）[M].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9.

[2]汕头大学潮汕文化研究中心,汕头市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潮汕文化论丛（初集）[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

[3][4][6][7]肖群忠.孝与中国文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5]房学嘉.多重视角下的客家传统社会与聚落文化[M].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12.

责任编辑：史偌霖

原文地址：http://whcy.cnhouji.com/html/2022/0718/1129.shtml